首页一群小好汉，风云五万里。80多年前，一支由14名学生组成的“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在国之危难中踏上征途，抱着“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的决心，以文艺为武器，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历时17年，行程5万余里，足迹遍及全国22个省份。
江苏省淮安市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内的雕塑。朱筱摄
他们发挥“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凶残”的革命精神，凭着一股子虎劲，从14人发展到600余人，从后方走向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线。在绥远抗战、武汉会战前线，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华东野战军转战南北的征途中，处处活跃着“新旅”团员的身影。
“新旅”团员在宣传抗战过程中，用文艺表演播撒抗日种子，成立“农村流动放映队”、创办苏北解放区“第一张儿童报纸”、召开华中地区“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他们在中国少年儿童发展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誉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
十七载革命岁月，五万里救亡征途。“新旅”团员在战火中磨炼，成长为横跨政治、军事、科技、艺术领域的优秀人才，涌现出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如今，在“新旅”的母校新安小学，3900多名“新旅”后代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下田间地头、进居民社区、访科研院所，传承“人小志气大，爱国走天下”的红色精神。
“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
“同学们，别忘了，我们的口号：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拼命地做工，拼命地跳，一边儿学习，一边儿教……”今年“六一”儿童节，新安小学传来阵阵掌声和欢笑声，少先队员们合唱《新安旅行团团歌》，以嘹亮的歌声庆祝自己的节日，表达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这首团歌由田汉作词、张曙作曲，歌中“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一句是学校创始人陶行知倡导的办学理念，也是“新安旅行团”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最灵活最实用的“武器”。
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馆长顾学让介绍，陶行知于1929年创办了新安小学，这是“新安旅行团”的母校。1930年，他委派汪达之到学校接任校长。“在校学生们不怕苦、不怕累，除学习算术、语文、音乐等课程外，还动起手来学砌墙、养家禽、编蒲包，既解决生活费用，也在实践中学以致用。”顾学让说。
除了在校园内学习生活外，汪达之十分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1933年，他让7名学生组成“新安儿童旅行团”赴上海游学宣讲，通过卖报纸等自筹经费，他们去工厂参观，到租界调查，在大学演讲，54天的行程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也让团员们了解平民受压迫和工人受剥削的现状，目睹日寇野蛮侵华的罪行，认清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为新安旅行团的正式成立奠定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又将其侵略势力向华北扩张，而国民党面对日寇的疯狂侵略，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在国难深重的危急时刻，汪达之认为学生应该走出校门，到全国去宣传抗日救亡。1935年10月，他带着孩子们组成“新安旅行团”，以长途修学旅行的方式，宣传党的主张，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思想，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教育和锤炼。
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讲解员冯涛告诉记者，汪达之在做决定之前，请教过他的恩师陶行知，陶行知大力支持，但在回信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这危机四伏、灾荒遍地的特殊时期，把孩子带出去，恐安全难有保证。弄不好连饭也吃不上，甚至可能要讨饭……”
陶行知提出的现实而严峻的问题，让大家陷入沉思。学生们看着瘦削的汪达之，想知道他究竟作何打算？汪达之顿了顿，开口说，“我们的长途旅行，是为了实现‘生活即教育’主张，同时也是宣传抗日，这谁也不能反对，只是现在出去，恐怕真要讨饭过日子了！”
听了汪校长一席话，学生们顿时活跃起来，纷纷表示，“讨饭就讨饭，我们不怕！”“讨饭也要去宣传抗日！”孩子们的话如同一股暖流注入汪达之心中，他们滚烫而纯真的童心令他感动。他随即说道：“好，那我们就按时出发。现在，我把拟好的誓词给大家念一念。”
“我愿参加本团生活，誓以忠诚谋团体生活发展，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生存奋斗……”就这样，1935年，新安小学14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穿着工装裤，扛着三角旗，在蒙蒙细雨中，踏上宣传抗日救亡的征途。
淮安市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内的展品（2021年3月10日摄）。朱筱摄
99岁的曹维东老人是第一批从淮安出发的“新旅”团员。他回忆：“当时穿了一套工作服，带了一个袋子，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了，队伍从淮安河下镇出发的时候，一些父老乡亲、学生家长送我们。他们有人依依不舍掉了眼泪，但我们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
出发前，每位团员都领到了“任务卡”。在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的一张图表中可以看到这张任务表：13岁的曹维东负责营业，13岁的张敬茂负责管理药品，16岁的程昌林负责交际兼编辑，19岁的嵇钰负责电影技术管理兼记录，而当时32岁的汪达之是顾问团员。
根据一些老团员的回忆，汪达之没有要求做团长，而是只做顾问团员，与大家平等相处，让团员们自我管理、独立思考，做自己的“小主人”，这也为以后他们踏入社会，在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打下基础。
老团员张承明说，他参加“新安旅行团”的时候才十三四岁，那时候由于年龄小，并不是很明确地理解到自己的人生观是如何形成的。“长大后，我才认识到，人生中最幸福的一点，就是小时候进入‘新旅’，并逐渐形成革命人生观。”
中国第一支农村电影流动放映队
他们是“小小文艺轻骑兵”。
“新安旅行团”首批14名团员中，最大的不到20岁，最小的12岁。他们年纪虽小，干起工作却从不叫苦。从负责账务到管理工具，从编辑记录到电影技术，团员们边走边学、边学边讲，用放电影、教唱抗日歌曲、手绘宣传刊物等文艺“武器”号召抗战。
在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展厅的显著位置，陈列着一架电影放映机。
据曹维东回忆，这套设备是1935年“新旅”出发时，陶行知将母亲的500元人寿保险赠送给“新旅”，并帮助他们从上海购买了一架德发牌电影放映机，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电唱机和幻灯机，同时帮他们准备了几部“拷贝”影片和救亡歌曲唱片。
1936年1月，“新旅”团员离开南京，深入到安徽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小先生”普及教育团，把文化知识带进农家，并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用陶行知赠送的电影放映机放映抗日影片，激起广大民众的抗日斗志，每到一处，轰动一处，电影放到哪里，哪里就会响起嘹亮的抗日救亡歌曲。
顾学让介绍，为了维持生活和电影放映所需开支，当时新安旅行团规定每位观众要付3个铜板，但同时也做了一个相关规定——“有钱的人买票进场看电影，没钱的大人、小孩只要高喊一句抗日口号，即可以免费进场看电影。”这样的做法，得到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
“新旅”团员不仅放映电影，还参与拍摄电影。曹维东说，1936年底，导演蔡楚生计划拍摄儿童抗日电影《小五义》。当时正面临选角难题，蔡楚生得知“新安旅行团”已到达上海，便主动邀请团员参加电影《小五义》的拍摄。曹维东是“新旅”选派的3位试镜团员之一，经过几轮考核，他凭借出色的发挥被蔡楚生看中，被选为影片的主角之一。
在很长时间里，电影成了“新旅”宣传抗日救亡的主要手段。这套电影放映设备伴随着他们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为“新旅”出色完成抗日救亡宣传立下了汗马功劳。蔡楚生评价：“新安旅行团是中国第一支农村电影流动放映队。”
除放映电影外，团员一路教唱抗日歌曲、排演街头歌舞剧、写标语绘壁画、编辑出版刊物，用文艺表演播撒抗日种子，唤醒广大民众，共赴国难。
在江苏省档案馆馆藏的6500余张黑胶唱片中，有6张和新安旅行团相关的唱片，其中2张上海百代公司唱片灌制于1937年，另外4张上海大中华唱片厂唱片灌制于1949年。唱片中的部分歌曲，曾由陶行知带到海外，在宣传抗日中发挥积极作用。
江苏省档案馆周彤介绍，在这几张唱片中，有一首便是《新安旅行团团歌》，和声指挥是冼星海，大腕云集。“歌曲录制时采用小军鼓伴奏，铿锵有力的节奏，伴随着孩子们稚气却又略显成熟的声音，传递出了令人振奋的情绪。”
淮安市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内展出的《儿童生活》。朱筱摄
1941年，“新旅”团员从桂林克服万难辗转回到苏北，成为党领导下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为了扩大宣传，“新安旅行团”决定出版刊物。在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可看到各式各类由儿童手绘策划的刊物，其中一份八开四版的套色报纸《儿童生活》印有期号、“儿童生活社编”等字样。报纸首页设有栏目“孩子的话”，并用儿童的口吻写下《我们要做小先生》一文，同时配以木刻画和插图，内容丰富，放到今天看，仍觉生动活泼。
新安小学校长张大冬说，这是苏北解放区第一张“套色”儿童报纸，写稿编辑、创作画图、设计制版，全是团员自己动手。宋庆龄还赠给他们油印机、照相机，陈毅为《儿童生活》题词：“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意做儿童们的良友。”
《儿童生活》出版了30多期，直到抗战结束才停刊。此外，“新旅”团员们编辑出版了《华中少年》《苏中少年》《少年画报》等刊物，并在淮阴“新旅”驻地成立华中少年出版社。“‘新旅’团员们用自己的力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凝聚起一支稚嫩却团结一致、积极抗日的儿童队伍。”张大冬说。
17年5万里走遍大半个中国
从1935年到1952年，从华东到华北再到西北，诞生在抗战烽火中的“新安旅行团”，在17年时间里，驰骋江淮，转战淞沪，奔赴绥远前线，远达塞外荒原，行程5万余里。
顾学让说，“新安旅行团”起初从淮安出发经镇江到南京时，跑了当时的教育部、交通部、铁道部等，都没有得到支持，出发时带的50元已经用完，但不怕困难的小团员们发挥自身特长，向报刊投稿换取稿费，为邹韬奋的生活书店销售进步书报和国难地图，这样既解决了经费问题又扩大了国难宣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旅”团员们活跃在炮火纷飞的前线，稳固前线的大后方，以及坚持抗战的敌后根据地。 1936年5月，新安旅行团抵达上海。 在上海，他们深入工厂、学校、码头，走上街头，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还担任了鲁迅出殡时的挽歌队。 曹维东、张早、左林等团员，参加了演员陈波儿率领的“上海妇女儿童绥远前线慰劳团”，赴归绥（今呼和浩特）、百灵庙，慰问傅作义率领的抗日将士。
1938年春，徐志贯等3名“新旅”团员骨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团内秘密建立党支部。 同年6月底，在抗日重镇武汉，“新旅”团员们不畏炮火，通过演讲、写标语、教唱抗日歌曲、组织火炬大游行等方式慰问伤兵、劳军支前，成为文艺战线上一支特殊的生力军，直到军民大撤退时，新安旅行团还坚持到最后。
“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 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这首陶行知写的赞诗，成为“新旅”奋战一线最生动的注脚。
“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 ”这一标语至今还保留在桂林七星岩山洞里的岩壁上。 顾学让说，这条标语是1939年“新旅”在桂林开展岩洞教育时写的。 1938年底，“新安旅行团”来到桂林，作为当时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桂林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 每当警报拉响，桂林地区的天然防空岩洞里就聚满老老少少。
在这里，团员们因地制宜开展“岩洞教育”，做“小先生”教当地孩子读书写字、了解国际形势。 “我们重走桂林七星岩洞时，发现当年的标语还清晰可见，当地八九十岁的老太太至今还能唱出当年‘小先生’教的抗日歌曲。 ”顾学让说。
1942年1月，“新旅”团员全部抵达苏北。 陈毅十分关心“新旅”小团员，他要求“新旅”在苏北率先组织起十万儿童，支持新四军，同时风趣地说： “你们完不成任务，就做小乌龟了。 ”
为此，“新旅”在苏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儿童工作，他们派出了许多工作队，深入到盐阜地区各县广泛发动和组织儿童团。 他们教儿童唱抗日歌曲，组织儿童收集废铜烂铁支援前线，举办儿童干部训练班培养儿童骨干，带领儿童团员们一起操练。
1945年5月17日，新安旅行团在盐阜区行政公署大礼堂组织召开第一次少年儿童代表大会，这时苏北有组织的儿童已达18万，超额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他们组织十万儿童的任务，并成立盐阜地区少年儿童团总部。
据老团员们回忆，大会选举“新旅”团员左林任总团长，李洪生、刘海峻、杨建东任副总团长，会上通过了“新旅”起草确定的《少年先锋队队章》，队章共包括“我们的目的”“什么人可以入队”“队员的权利和义务”“组织”“队风”“纪律和公约”等部分，明确了加入少年先锋队的目的，规定了队员的权利和义务，确立了队风，制定了队纪队规及服务公约。
这份《队章》可以说是最早规范了少年儿童活动的组织和章程。“《队章》设计了县、区、乡、村四级儿童团组织架构，在新中国青少年运动史上是一面鲜明的旗帜。 ”中共淮安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宣联处处长虞娟说。
红色精神代代传 争做新时期“小好汉”
“新安旅行团”也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指导，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给新安旅行团复信： “来信收到，极为感谢！ 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 ”
“‘新旅’是个很受宠的团队，多亏了党的指导，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 ”张承明说，“在一些关键时期，党的指导不可或缺。 在上海宣传的时候，除了面对老百姓，抗日一线战士也是‘新旅’重要的慰问演出对象，这是党对我们的关爱； 当我们要去延安的时候，周恩来认为，我们的战场还是要在国统区，在那边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一直以来，党告诉我们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陈毅让我们在苏北率先组织起十万儿童，发动更多孩子参与。 ”
张承明后来也成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导演，可以说，“新安旅行团”不仅是一个少年儿童革命团体，还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团体。它通过独特的“小先生制”和“民主生活会”等教育理念，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600多名团员中，在政治、军事、科技、文化等领域比较杰出的有200多名。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新安旅行团”一方面向各大学校输送学生，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与其他艺术团体组成了上海歌剧院，于1952年正式完成了抗战时期的教育团体向艺术团体转型，团员们继续活跃在新中国建设的各条战线上，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排头兵”。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红色基因根植童心。 如今，在淮安市淮安区的新安小学内，新安旅行团历史纪念馆记录着这段珍贵的历史，旁边“一群小好汉”的群雕生动活泼，引人注目。 杨路然是新安小学五（8）中队的学生，作为此次信件的执笔人，她心情激动，备受鼓舞。
“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当时没有吃的，穿着也很破旧，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依旧一边宣传抗日，一边刻苦学习知识，真是了不起。 ”杨路然说，作为“新安旅行团”的后代，更应该好好学习，不怕吃苦，争做一名新时期的“小好汉”，把“新旅”的精神传承下去。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新安小学的少先队员们践行革命前辈“一群小好汉，风云五万里”的革命精神，举行“学新旅”主题中队会，排演《一群小好汉》情景剧，寻访“新旅”老团员。 利用业余时间走出校门，寻访新农村，到社区做志愿者，践行知行合一。
淮安市新安小学老师皮丽说，“敢为小先生、能做小主人、争当小好汉”是新安小学的“三小”育人体系，“在红色精神指引下，我真切感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主动学习创造、自我约束、自主管理，积极参加劳动，更加关心他人、集体和社会。 ”
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回顾新安旅行团历史，这批“小好汉”对党和国家的朴素情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念信念，让人动容，令人钦佩，更激励着广大青少年传承和弘扬好红色精神，听党话、跟党走，做新时代爱国奋进的好少年，更好地建设伟大祖国，正如“新旅”团歌中所唱道：“别笑我们年纪小，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