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会址，是一个需要不断去“打卡”的地方——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来这里打卡(32)）
本报记者刘少华
贵州遵义红花岗区，有一个地方总是人流如织。游客们换上红军服在大门口合影，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有序进入，还有人携家带口，赶来体验感受……这里，是遵义会议会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张黔生介绍，会址二楼是会议室，长方桌、周围的一圈藤椅、墙壁的挂钟等都是昔日样貌，桌子正上方还有一盏灯。86年前的与会者，就是在这个只有27平方米的房间里激辩了3天。
“据当年值班站岗的卫兵说，会议往往开到深夜。他抬头看，漆黑的夜里，会议室还亮着灯。在旧中国的茫茫黑夜里，只有这盏明灯，指引我们前进。”张黔生感慨道。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会后不久，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这里是一个需要不断来“打卡”的地方。1954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当天，人民日报第二版刊发《光辉的革命名城——遵义》，带广大读者重“访”此地。文中写道：“一天晚上，现任‘遵义会议’纪念委员会秘书、过去曾在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及第十二团司令部担任过侦察参谋、作战参谋，后来在解放遵义的娄山关战斗中，身负重伤，而被群众用生命保卫下来的孔宪权同志站在地图前面，深思地回忆着二十年前红军的进军情形……”
看到本报记者带来的人民日报老报样，孔宪权的孙女孔霞很激动：“我爷爷不仅是战斗英雄，还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第一位讲解员。但我从没机会看过他是怎么讲解的，感谢人民日报留下了这份记录！”
实际上，在2015年重新修建的遵义会议陈列馆中，有大量文物正是当年孔宪权带人到处收集来的。从贵州到四川、云南，这位曾身中6枪的老红军，走访了49个县、收集了1000多件珍贵文物。
如今，孔霞成了一名义务讲解员。她沙哑着嗓子告诉记者，这份业余工作，她已经干了8年，每年至少讲200场。孔霞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自发前来参观，不少人甚至为了瞻仰这处革命圣地，举家驱车上千公里。
同样担任义务讲解员的，还有老红军李光的外孙马迅。放牛娃李光14岁参加红军，经历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为建设新中国效力，马迅对外公的故事如数家珍。
马迅的讲解对象不是游客，而是小学生。作为遵义市东风小学副校长，他觉得学校里1800多个遵义孩子最应该了解遵义会议的历史。他说，每个学生在小学毕业前，至少要到遵义会议会址参观6次。在他记忆里，小时候随外公旅游，去的都是红色景点，真是终生受益。
“希望孩子们就像我当年听着外公的故事长大一样，在红色文化中成长，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永不褪色。”马迅告诉记者，学校通过网站、校园电视台、微信等进行红色基因的宣传教育，将红色记忆深深植根于学生心间。那些光芒闪耀的故事，正一代代传下去。
会址主楼后有一棵槐树，从露出地面的部分开始分叉，形成了“V”字形，极像寓意胜利的手势。据张黔生考证，这棵树已存在近百年时间。当年，朱德夫人康克清就是凭借这棵形状特别的树，确定此处正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地。
夏风拂过，槐树不言。在近百个风雨春秋里，它默默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