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我是张书占 河南舒展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于一九六八年生人，在农村出生，幼年也是在农村长大，对于大集体的生活还有一点印象。林子属于集体，牛群、马群、羊群都属于集体，耕地也属于集体。我的父亲当过兵，落下病根，不能干重体力活儿，就被队长派去看林子。晚上最快乐的时光是到牛棚里，围聚在一起听大人讲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队里开会的时候，社员席地而坐，听队长训话、公布工分儿，我们小孩子们就在宽阔的场地里追逐打闹。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时，我才十岁，还在上小学三年级。对高音喇叭里播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精神并不理解，只是觉得大人们很高兴，议论纷纷，好像有大事发生。在一次队里的会议上，说是分田到户，各种牛马、农具、粮食等等都分到各家各户。
有一天晚上，我父亲突然牵回来一头骡子，高高大大的，挺吓人。我母亲却很犯愁，说是骡子吃夜草，父亲身体弱，孩子年龄小，没人饲养。二姑家分了一头母牛，不太满意。最后，父母决定，与二姑家调换。一头温顺的母牛就这样进了我们家。不幸的是，放牛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放学后，假期里，我成了专业的放牛娃。不过，我自小喜欢看书。一边放牛，一边看书，倒也快乐。
让我决心学习法律，从事法律工作的是两件事。1981年，我还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去世。我的家庭也开始发生变化。父亲去世时，我的大哥刚刚二十一岁，二哥才十六岁，而我才十三岁，村里一些心怀不良的人开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大哥在村办的缸窑场里当会计。场长偷偷卖掉一批缸，没有入账，反要我大哥承担损失。最后，场长起诉到法院，找证人作伪证，法官判决我大哥承担损失。我们家一下子陷入经济困境，而不久后，场长家却盖起了两处新房子。后来，队里又少给我们家分地。我母亲四处告状，我也开始陪着我母亲告状，却四处碰壁。每次看到母亲疲惫无助的神情，我的心像刀割一般难受。有一次，我们从县政府回来，路过一条河，我和母亲到桥下洗脸解暑。望着清凌凌的河水，母亲突然说，咱们不走了吧。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学习法律，当法官。最后考大学，我的几个志愿报的都是法律专业。我就是希望将来当了法官，能够公正判案。
1987年，我如愿考取了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系。我们家的状况也开始好转。村里补足了我们家几百斤小麦，作为对少分耕地的补偿。1988年，改革开放十年了，我在大学拼命学习，图书馆和教室是我最愿意去的地方。1991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如愿成为法官，而是被分配到司法局。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律师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开始大量涌现，打破以往国办律师事务所分配上的工资制，开始推广提成制度。这一年，我个人也是春风得意。一次通过，考取了律师资格证，正式成为一名律师。当年，为了配合法制改革，全国上下风行法律知识竞赛，我在郑州市“竞技杯”法律知识竞赛中获得第一名，被郑州市政法委授予“律师办案能手”称号。各种荣誉和奖励激励着我，一年能办大大小小的案件40多件，也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办案能力，在当事人中立下了良好口碑。一起涉及精神病的故意杀人案，经过三年三审，最终终止审理。一起农村果园承包纠纷的案件，经过八年四审，最终要回了果园，维护了承包人的合法权益。那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你走在大街上，有人喊着你“张律师，你好！”1994年，我调到郑州市经济律师事务所，主任正是王天平律师。也许是天意，在时隔14年后，让我有幸师从这位名震我们县城，曾经成功为王青年辩护的知名律师。1998年，国家干部体制改革，一刀切地将律师从干部体制中分离出去，与司法局脱钩。我们律师像无家可归的孩子，在风雨中飘零，更被戏称为“个体户”。
但是，我的法律信仰没有改变，也在不断调整着方向。1999年，随着国家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的完善和开放，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一次律师从事证券法律业务资格考试，全国考点设在郑州，通过率很低，我是郑州市通过的三人中的一个。于是就尝试去北京发展，但水深槛高，铩羽而归。2003年，正当SARS流行那年，我去了英国，在英国半工半读，2004年回国，眼界大不一样，我试图改变过去那种庸庸碌碌的生活。2005年，我进入郑州市律师协会工作，担任行政法业务委员会轮值主任。2008年6月1日，《律师法》修改实施，2009年春节刚过，我就申请设立河南舒展律师事务所，并成为《律师法》修改后河南省第一批个人律师事务所。我的人生出现了转折。正像一份《企业家》杂志采访我时写的一篇文章标题《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那样，我的律师事业的步伐走得更加坚实。不过，如果没有律师制度改革，没有律师法的修改，我可能还要挣扎几年。2012年，十八大召开，2013年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律师界欢呼：“律师的春天来了！”。2017年十九大召开，国家更加重视律师事业的发展。如今的我们也有了新的身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国家实行了一系列的举措，保障律师权益，吸纳律师参政议政，解决律师困难。比如，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刑事辩护全覆盖制度、值班律师制度、政府聘请律师法律顾问制度、律师参与国家立法制度、律师参与调解和信访制度等等，更多律师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染绿了我的心田。自2009年以来，在短短的九年时间里，我个人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在社会职务上，担任了澳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副主席，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郑州市律师协会行政法律业务委员会主任、二七区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中共郑州市党委政法委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河南省法学会地方立法研究会常务理事，郑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郑州市审计局特邀审计员，郑州电视台《郑州大民生》特邀评论员，郑州民进经济界联谊会副会长，二七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
在专业及学术成就上，编著出版《物权与房产纠纷实务》，发表《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均衡论》、《高校自主权与学位纠纷》等论文20余篇。参与河南省会计学会《河南省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行使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契合研究》，均获结项证书。
在参与立法和政府法律顾问方面，参与、组织《郑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郑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条例》、《河南省行政执法条例》、《河南省物业管理条例》、《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修订工作，2014年至今先后组织承办律师政府法律顾问研讨会、四中全会与政府法律顾问郑州论坛、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业务委员会“行政诉讼与法治政府建设”研讨会、律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郑州论坛等大型活动，10月，即将承办河南省法学会地方立法研究会2018年年会。
在个人荣誉上，先后获郑州市政法委“律师业务能手”，郑州市红十字会“优秀红十字志愿者”，郑州市司法局 “十佳律师”，河南省司法厅“优秀律师”等荣誉称号。
个人的荣誉和成就，并没有使我忘记初心，没有忘记30多年前陪同母亲告状的艰辛，我积极参加各种义务普法宣传活动，从事法律援助活动。2006年至今我作为郑州电视台特邀评论员，对民生事件进行点评和法律分析，每周接受郑州电视台郑州大民生栏目专访，宣传法律；参加律师“进乡村、进社区” 普法宣传100余次，免费法律咨询3000余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60余起，为农民工讨薪60余万元，为请不起律师的被告人辩护50余起。其中两起成为河南省精品法律援助案例，并被收录入中国法律援助案例库。
2018年，为了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我将目标投向国际，与他人共同发起成立澳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盟，助推内地企业香港上市等发展项目。
2018年，改革开放整整4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被充分肯定并写进了《宪法》修正案。也许，改革开放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却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基本国策。
2018年，我也走过人生的50个春秋。回首往事，我人生的40年是在改革开放中度过的，31年是在法律制度改革的道路上前行的，也见证了律师制度的变化更迭。
如果说，国家的命运是汪洋，法治建设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我们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就是船上的船员，我们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法治建设的命运紧密相连。
“从教更为苍生起，客石东山志不渝”。我不再为没有成为法官而嗟叹命运的不公，因为，国家给予了我们新的身份和责任，不管是律师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我们都是为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共同目标而参与、投入、努力。我愿意为法献终身，争做优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先行者，为社会、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奉献更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