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采访杨应芬的路上，我问妇联的赵主席，她长什么样？她比划了一下，“大概这么高吧。”她说的很模糊，我也没有再求证。我这么问，是想冲淡手里这份资料带给我的模式感，我比较抗拒进入一个预定的采访框架。
杨应芬的资料浓缩为四页纸，脉络非常清晰：婚变，走进困境；挣扎，自我救赎；成功，做公益。在这个小城，她是人尽皆知的人物。这个开饭店的女人回馈社会的能力非常强大，而她本身的经历也充满了传奇。
我们到达的时间，正是服务员午餐，她从柜台后走过来，赵主席介绍我的时候，她没有跟我握手，而是轻抚我的背，说了句，上楼吧。我特别中意这个没有寒暄的开场，如果她说欢迎，我说久闻大名，那么，我将失去和杨应芬从人性和女性的角度展开探讨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和感觉对我来说很重要。
上楼的时候，我看出她明显的倦意，每一步都显得艰难，全靠右手借助扶手，只那一根马尾轻摇让她整个人颇具灵动。我们坐在二楼拐角的一个房间，服务员沏上了茶，看似随意实则非常用心地摆了几样水果。她一定面对过很多采访者，这就意味着，我将很难挖掘出新的东西，如果她能坚持把经过的路走过的心表述给我，我的任务会很重，我习惯从小众的角度完成与一个人的对话，尤其是一个女人。
一
我说很累吧？她告诉我昨天的营业额，也就是五一当天的营业额，她说，能不累吗？她说出的这个数字，让我有几秒钟的眩晕，我相信在这个小城，很多人的银行卡上不见得能一下子刷出这些个真金白银，而这些，只是她一天的营业额。我突然有一种放松感，对于当下刻意酝酿的那点沉重有了少许释然，同为女人，我特别愿意是这样的，经济支撑是她主动承担一些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往往这样的因果是单纯而快乐的。
生意为什么这么好？她说，好吃。她又重复一遍，是的，好吃。厨师是固定的，包括服务员在内，我这里的人很少流动，他们都对这个饭店有感情。她娓娓道来，语速很慢，能感觉出极力组织语言的痕迹，只怕自己说出的不是书面语。她用了一句非常文艺的语言来评价他的厨师，用心做菜跟用手做菜是不一样的。在我低头记录这句话的时候，她又说，没有哪个顾客能抗拒美味，这是一个饭店的立足之本。
这时候，她走到窗边，抬手指向南边，她说，那里有我承包的百亩地，饭店里百分之七十的食材来自这块地，你见过腰杆儿不直的黄瓜吗？见过品相很丑的豆角吗？你相信手剥的玉米跟机器脱粒的玉米味道不同吗？她指的那块地就在我的家乡，黄瓜、豆角在我脑海中固执不变的形象就是她描述的那样，截止到现在，我还没有现场看过机器脱粒，我比这个北乡女人对手剥玉米的回忆更加绵长而深情。
我们俩离得很近，说起饭店的种种，她长长的睫毛微微抖动，我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生怕错过她的表情。这个时候的她，不像四十多岁的女人，更像一个孩童津津乐道对一款玩具的钟情。她颔首低眉的时候，随意翻了我带来的资料，看到那一页都是她的荣誉，我按时间顺序在文档里排了几十行。我问她，有没有慕名而来的顾客，觉得钱要你这样的好人赚到才行？她说，会有。
这中间，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在走廊里碰到一个面相机灵的服务员，随口问了一句，生意这么好，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她想了两秒钟，说，对顾客要真诚。大概这个服务员以为我是会随时掏出摄像机的媒体人吧，能在一个乡村饭店听到这么有容纳的回答，很是提神。
我到房间说起这件事，杨应芬说，她们确实是这样做的，每次起火做饭前，我先到厨房里跟师傅们说，用心做饭啊，今天你女朋友要来吃饭！之后再到前厅，对着近三十个服务员喊话，用心服务，今天你男朋友要来吃饭！你说，自己的对象要来吃饭，哪有不用心做的。我和赵主席不禁莞尔，多少大公司大企业花费大的精力致力于一套疏而不漏的管理制度的研发，而制度管人永远处于利弊交锋的热点，往往制度越完善越激起管制对象的反抗。我们总想把风险规避在骨头缝里，殊不知人的软肋就在心头的那点柔软地。
我承认，我是一个俗气的女人，我仍然沉浸在杨应芬创造的“天文”日营业额里没能出来，我很想知道除了做公益，她是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的，在我们的小城，这样的收入足以成就一个女人关乎所有生活的梦想。她说，每天的营业额有固定的上线，只要突破了这个线，超出部分的赢利都是大家的，厨师、服务员都有份。
屠王大骨头是饭店的名字，霸气地显示出地点和主营特色。饭店开餐的场面非常壮观，返台率的隐蔽性只能给我们一个数字上的概念，在视觉上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是就餐人的车辆，绵延数里，夸张到有人要把车停到外村步行过来。我们尽可能的想象这样的老板可以过怎样舒适而丰沛的生活。事实上，如今的杨应芬除了精神上有了强大的支撑，她的生活从表面上看不出太大的变化，她的阵地没有因为财富而转换，她亲自采买，有时候下厨，最忙的时候去给客人端菜。
应芬的服务员都是农村妇女，有一部分人失去丈夫、失去婚姻，或遭遇了生活的其他不测，她们来到应芬这里，寻求到栖息地和生存的自在感。我见到的几个服务员，她们的脸上都挂着一望可知的满足。
二
说起之前破碎的婚姻，杨应芬开头的语气是舒缓的，像在述说别人的故事。十五年的光阴似一条漫长的河流，冲刷、磨平了生命中的诸多痛苦。杨应芬记得决定离开那个家的时候，麦子已经抽穗了，对于那个家最后的概念，是床头放着一只表，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夏夜里异常清晰。她跟丈夫有了一次离婚前的长谈。当时女儿十岁。
说到离婚后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杨应芬开始哭。她是多想遗忘那些陈年的旧事，当年的她奋力把握变化，却屡屡被事实弄得痛苦不堪。这个时候，我显示出特别差的控场能力，我那点生活阅历，甚至之前自以为是的深层的社会经验，都化成了没有硬度的绵薄细雨。眼前的纸巾变得很有必要，我索性变成一个倾听者，终于放下了端得很辛苦的架子。
杨应芬回忆起大骨头店的成长，思维极其敏捷，唯恐表述不周全，于是到楼下，她用手一处处指给我，哪间房是哪年间有的，有这间房的时候她是什么心态。离婚那年是2001年初夏，当时还不是大骨头店，是1997年开业的饺子店；1999年盖下了一间大厨房。2001年离婚前一个月，停业，闹离婚；离婚后发现有了身孕，她选择留下这个孩子，离婚第三个月，饭店重新开张，开始经营大骨头。
我提议到村子里走走，杨应芬应允，抬脚先大步往前走。她的饭店就在娘家所在的村子，处于晋煤外运的隘口，生意人居多，本土手艺是屠宰，民风淳朴，崇尚勤劳经营。这个夏天的午后，杨应芬走在村子里的脚步是轻盈的、踏实的，有一种挣脱感，挣脱了眼前的繁杂，挣脱了过往的沉重。走过村子里最热闹的那条街，我没能和她完整地说上一句话，因为大人孩子都在跟她打招呼：应芬，忙呢？应芬，上哪儿？更多的人就叫一声，应芬。
所有人都认识她，所有的人都不需要跟她说一句有实际意义的话。应芬给村里交水电费，全村的水电费，但村里人对应芬这两个字的饱含深情，并不只是作为一个受益人感恩性质的肤浅表达。应芬说，我愿意让村里的路灯彻夜明亮，哪怕一次只照亮了一个走夜路的人。
走到通向村外的田间路，她踏一下脚下的石桥，告诉我，桥是她出钱修的。这个女人文化不高，但她非常擅长追溯缘由，她觉得离婚之后回娘家谋生，是全村人给了她生存的出路。应芬说，修这三座桥的时候，我亲自监督打钢筋，就是路塌了这桥也不能断。此时，我和应芬站在桥上，看到东侧清洌洌的水从桥下淌过，静静地融入西侧图王村的田地。
我们穿过村子绕了半个圈走回饭店，在进村的那条路口，杨应芬停住了，她说，这个路口，是爷爷接她回村的地方。她抿着嘴唇，深深地吸了口气，通过她的讲述，不用太发挥想象，我完全能够还原当初的场景。
2002年春节，在县城生过儿子在出租屋过了满月，把儿子托付给本家亲戚的杨应芬，身上仅剩两元八角钱，而从县城搭乘一辆三轮车到村口需要四元钱，她的身子很虚弱，她走在回家的路上，估摸着自己走的路大约值一元两角钱的时候拦下了一辆车。她在村口从三轮车上下来，看见爷爷坐在路边，他算准了今天是应芬回娘家的日子。
满月回家的应芬由爷爷带着在大姐家喝了小米粥，应芬母亲早年患病，不能给应芬应有的温情。命运就是如此，在一个人小的时候给他苦难，成长的过程中，往往不会放过这个逐渐强大的生物。爷爷跟应芬坐在一个四方桌的两侧，她感觉爷爷的膝盖一直在碰她，趁着大姐背过身子的时候，爷爷在桌子的里侧递给她一个小布包，爷爷说，快拿着，三百块。说到这里，应芬足足停了有一分钟，看着村口的人来车往。我陪着她一起沉默，这样的沉默被往事生生撕裂，应芬终于不再克制，站在街口，很畅然地流下了泪。爷爷不仅给了她三百块钱，还给了他一条生的路，爷爷说，把饭店开起来，去乔村把那个干干净净麻麻利利的小服务员找回来，不做饺子也行，你在家的时候，爷爷不是给你用瓦罐炖过肉吗？好吃吧，就做这个。
拿着这三百元钱，应芬的饭店又开张了，她听爷爷的话，开始经营大骨头店。从这个时候起，应芬开始受助，从精神到物质，善良的人们开始给予这个女人不能回避的动力。本家的赖活舅张罗着给应芬盖了一间房，她的饭店有了一个小单间，对于一个有充分的理由声讨命运的女人，这个世界最直接的赐予就是先给她一个空间。
三
赖活舅盖的这个单间，是客人进餐的地方，杨应芬连一张睡觉的床都没有，两把椅子拼起来的活动床让她的她身体和心灵有了着陆点。杨应芬说，那时候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睡在床上，盖上新的棉花被。我特别能理解她对柔软和温度的渴望，一个女人生存的空间是借来的，个人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竟然没有击垮她！我打断了她对这一段的回忆，身为女人，我同样不忍回望。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农民的淳朴本质和亲族血缘的奇妙成为亘古不变的咏叹调。饭店刚刚开张的时候，应芬的身体扛着生计，精神仍深深地陷在对那段婚姻的意志痛失中，仇恨、幽怨、绝望，太多的情绪裹挟了应芬的心灵世界。应芬说，南道村的发财哥带着爱人来看我，嫂子对她说了一句话：要生存，先把泪擦干。到夏天的时候，一些地痞开始欺负人，店里只有她和小服务员，前庄西的大哥叫了几个人，打开窗户放话出去：以后啊，我们哥几个，晚上就在应芬店里打牌，打了牌就在店里吃饭，想找事儿的就过来啊。2003年春节，杨江叔给村里家家户户发年货，她得了江叔的三十斤大米，才得以给娘家送了节礼。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应芬萌发这个念头，有了能力一定要帮助别人。
应芬离婚的时候，背着为夫家盖房的巨债，带回一个十岁的女儿，怀着两个月的儿子。这段婚姻的回放让杨应芬哭了很久，平复心情用了几分钟才完成。她说，我很奇怪命运为什么总不放过我。说这些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宿命感，磨难的屡次侵袭完成了一个女人对于命运的抗争和归顺。
应芬说，就在这时候，亲爱的爷爷过世了，爷爷离开的当天，到店里来找她，他说，应芬，攒点钱，先顾着自己，再攒点钱，把两个孩子养大，再攒，以后的路还长。他摸着应芬的头说，咱家族一百多号人都能过，咋就你过不成光景？那天，爷爷给了她一杆标枪，说，藏到屋里，贼来了，拿出来吓唬他，坏人没有不怕的。她收起来放到门后，在以后的多年，她看到这杆标枪，就觉得那是爷爷给我留下的守护神。应芬送爷爷到村口，爷爷挥手让她走，她看着爷爷的背影，敢肯定爷爷一定在哭，因为肩膀在动。到傍晚，爷爷就离开了。
中国五千年历史纵横，太多的阶层构架和社会人的使命都在发生变化，唯有农民的我本善良根深蒂固。爷爷走的这个冬天，应芬每天凌晨坐八路车去市区买菜，从店里走到站牌有一段路，车主是后庄西村的爷俩，为了应芬，八路车特意在凌晨拐进图王村的路口，按喇叭了，应芬才出来。
应芬说，帮助我的人越多，我的内心越不平静，同样是人，为什么我是弱者？大概她更想表达的是，靠同情和受助前进的人生，缺乏主动性和尊严感，这样的力量和安慰不可成为一张温床，任意滋生理所当然和一世享有的心态。
大骨头的生意越来越好，应芬的每一天都在第二天凌晨结束，她经常站在水池边洗着碗就睡着了，连着几天都不上那两张椅子，手支着头或趴在桌上眯上一会儿，黎明的某一时刻在八路车的喇叭声中惊厥出门。
2004年，应芬终于有了人生的第一笔积蓄，应芬用这五千元给饭店盖了三小间房。应芬指给我是哪三间，这时，饭店有了门岗。应芬告诉我，就是这一次，她有了一张自己的床。那个夜晚，应芬躺在床上兴奋地睡不着，她在一个红色的笔记本上写下一句话：今天，我有了一张自己的床。
杨应芬有一张床的那天，雅典奥运会刚刚落幕，中国开始实质性备战四年后的北京奥运，这四年，奥运的氛围催生了国人所有的战斗力和想象力。我玩笑杨应芬，对于整个中国来讲，你就像一个不和谐音，还在为一张床征战。有了一张床的第二年，应芬有了八千元，圈出一块空地，盖了两大间；2006年，杨应芬攒了一万五千元，有了一个正规的厨房，一个三大间的厨房。
在饭店的发展上，杨应芬套用了14世纪圈地运动中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强势逻辑，只不过杨应芬的暴力用在了自己身上，她攫取的是自己的精力和体力，改变现状的念头像一朵烟花点燃了她的每一寸肌肤。整个采访中，杨应芬对自己经营过程中的辛苦没有多言，对这一部分的描述几乎没有渲染。她只说了一句，就是有了床，我一天也只睡两三个小时。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眉眼低落，仿佛还没有从缺觉的岁月中醒来。
四
慈善家很少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再去有计划、规模化地帮助人，最初的舍都是涓涓细流，澄明清澈，细巧有声，这些小舍极具代入感，往往与你内心的钟情不谋而合，之后渐走渐深。
因为是饭店，总是会有境遇特殊的老人过来讨点吃的，经历过苦难的应芬虽不至讨饭，也想象得到饥饿和寒冷对一个人身体和意志的虐杀。2005年开始，有固定的几个老人应时到饭店讨下剩菜和馒头。应芬第一次拿现金助人是2006年的一个雪天，她给了邻乡的一个大娘二百元钱。
我笑着对应芬说，一个挣钱不要命的女人，想攻下你的钱袋，只身世、苦难就够了。应芬也笑了，说，所以，我也听到一些很受打击的话，我的亲人就说我脑子进水了。
像应芬这样从穷困中自谋生路走出来的女人，对她精神走向的分析，最省心也最不负责任的定位大概就是沽名钓誉。对此，杨应芬给了这些人非常霸气的回击，我一天见两次星星，我挣的钱我有权力支配。
我与杨应芬一起梳理目前她的支出，得出的数字相当惊人：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资助金额每年十余万元，三个养老院全年的肉蛋供应了七年，为月山敬老院的老人洗澡七年，图王村的水电费，2015年建成“老人餐厅”，容留特殊老人近三十人全天就餐……
应芬说，日子豁然开朗是2008年，那一年，我实现了一个大翻身。说到大翻身的时候，杨应芬的双臂很夸张地划了一个大圈，我能感觉到她筋骨放松的愉悦感和压也压不住的自豪。应芬说，那一天晚上，我把30万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我约了几个帮助过我的朋友见证了那一刻，我一遍遍摸着那些钞票，这些钱让我眼花缭乱。我用这三十万盖了眼前的大餐厅，前后40米长，17米宽，我说了，我盖的这个大餐厅一定要能骑自行车。
这是整个采访最轻松的时刻，我问，你真骑了？她说，当然，地面硬化的当天，不等干透，我就骑着自行车在上面遛了几个来回，现在还能看到当时印下的车轱辘印。
杨应芬真正的回报，她坚持把自己的行为称为回报，比较抵制慈善这个词，是从2008年开始的。能骑自行车的餐厅建成后生意更加火爆，钟情建房盖屋的应芬在2009年盖了冷库。截止这个时候，当初仅仅几平方米的饺子店历经九次加盖扩大，具备了相当规模。经2013年春天又一次完善，打造了如今车水马龙的应芬王国。
最近的一次“圈地”发生在2015年春节，这一次变革的动作非常小，但意义深远。应芬花费万元在大厅的一角辟出一个能容二十几人吃饭的“老人餐厅”。社会制度的进步和社会责任到位，需要一定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因为不断有新的元素和因素加入，很难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圆满的局面，或者说永远不可能圆满，应芬替我们承担了一部分还没有上手的责任。
采访一直进行到晚间，这个时候，食客开始涌入，每个人都带着白日打拼的疲惫，惬意地消费上一大盆可以吸食骨髓的大骨头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大部分人都跟应芬熟络，亲热地喊着她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他们随时都能指使老板杨应芬。
我和应芬来到“老人餐厅”，清爽的小黄瓜炒鸡蛋、调木耳，每人一碗粘稠金黄的小米粥。看到应芬进来，老人们开始激动，其实，也不过中午刚刚见过面。
应芬拿出几块花生糕给老人吃，老人们非常有秩序地等着应芬一口一口喂。此时的老人，身前身后似乎没有经历过世道苍茫，他们的年龄消失了，在宠溺面前一律成为不知道怎样表达情绪的孩童。应芬不断地望向西墙坐着的一位老人，那是应芬娘，这个只会低头闭眼的女人，因为智力问题，缺失了女儿大部分的人生经历，这样的缺失将成为两人相处的终结状态。应芬看看母亲，看着手里的花生糕，娘坐在最里头，轮到母亲，只怕是一小口也没有了吧？应芬对我笑笑，买少了。
在这当口，一个看不出年龄的壮年男子，囫囵不清地唱起了戏曲，唱到动情处，离了座位开始唱念做打。应芬说，这些老人会因为我吃醋，比方刚才的花生糕谁吃的少了谁吃的多了，他们会吵架，会互相排挤，还会跟新来的抢座位。表面上，我给了他们一日三餐，实际上，是他们给了我另一个世界。
五
应芬数次提到“好人好报”，她对此略微迷信，越来越好的运势让这个相信宿命的女人心生安宁又不知来处。我坚信这四个字没有科学依据，这存于内心的美好愿望只有一个作用，促人行善。我告诉她，你更应该相信磁场，你的所为决定了你周围的人和事，是这些人和事转化成能量赋予你驾驭的能力和收获的快乐。
应芬对此信服，她对我又一次说起尚老板，这个身价不菲的山西人几年前在应芬这里吃饭，后来在山西也开了大骨头店。当他走进杨应芬的世界，他说，杨应芬一个女人能做的我一个大老爷们为什么不能担起来？尚老板资助了四个大学生，为应芬照顾的老人全年提供山西小米，年年春节给老人们发红包.....他在山西当地全款资助一个患白血病的大学生移植了骨髓。应芬说，有一天狂风大作，尚老板带着一家人到我这里，他说，一定要来看一次杨应芬。
更多的人愿意资助年轻人，当年轻遭遇生活的苦难，他们青春的容貌他们倔强的追求他们来日方长的茫茫等待，都让人欲罢不能。但杨应芬对老人的关注度更长久更深入，应芬说，这是一群没有机会的群体。
我当然知道，无论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哲学的范畴，人们最乐此不疲探究的大概就是人性和人生存的价值，探索和争执伴随着更加精彩的人生体现，成为永远写不尽的话题。而应芬的这句“这是一群没有机会的群体”让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中国人讲究善终，一个人最后的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盖棺如何定论。
应芬曾经给一个老人买了一顶火车头帽子，那老人说，应芬，我戴一会儿，就取下来用手理理，我怕这毛毛乱了。一群青年志愿者到敬老院献爱心，拍片子的时候，编导在画面中问，这些孩子好不好？一个老人对着镜头说，我看应芬好。敬老院的老人们最爱做的游戏是，你猜猜今天应芬会不会来？
当我和赵主席起身告辞的时候，浓浓的夜色迎面扑来，大骨头店像一锅煮沸的水，带着博弈生活的腾腾热气。杨应芬坚持用她唯一的座驾----饭店拉菜的面包车送我，在上车之前，应芬非常迅速地表达了她此时面临的一些无序和迷茫，她对生活的这种忠实表现更让我心生好感。
我告诉应芬，我写这篇稿子，不会提你所有的荣誉和头衔，我更想表达的是你的状态，客观地把你这个女人写出来，没有精神指引，我甚至不会号召大家来学习你，我的这些文字不是道德论，不要让它来捆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