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你呀！是西洼地头一块土坷垃变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奶奶的这句话深信不疑。那晚，在沈丘乡下，临近大西洼的一个孤独小土屋里，奶奶的话语带着泥土的气息，煤油灯在木桌上扑闪着梦一般的光晕，我睁着一双小羊似的眼睛，审视奶奶躲在灯后的目光，奶奶就煞有介事地给我讲了这么一段故事。
“那天啊，我背着大筐去西洼里割草。刚走到地头，就听见有小娃哭，我还在想，是不是我耳朵聋听错了，这大野地里哪来的小娃啊？我才割了一把草，又听见小娃哭，哇哇的，揪着我的心啊！我弯着腰找，顺着小娃的哭声。一看，你躺在一堆土坷垃中间儿，正舞胳膊弄腿地哭哩，好个白白胖胖的丫头片子，奶奶我欢喜得不行哩！我脱下褂子麻利地包上你，也不知道冷了，草筐、镰刀也不要了，奶奶我一口气把你抱回家啦！”直听得我眼泪哗哗地淌。从那以后，我就常跑去西洼看我的土坷垃父母，不再想念远在城里的爸妈。
奶奶在生产队干活时，就把几个月大的我带到地里。奶奶说，因为我吃得太胖，她就把我放在大柳筐里擓着，就像擓着一只羔羊。我在筐底摇晃着，看天、看云，听一群下地的妇女说说笑笑。她们忙碌时，奶奶用一条红裤腰带拦腰系住我，拴在地头的柳树下。开始我还能听见奶奶的呼唤，渐渐的，就只能看到她们远去的背影。我自己跟自己玩，爬起来蹒跚地走，活动的半径是那条裤带，多迈半步就会被拉回。我跌坐在泥土上，小屁股礅得生疼，咧咧嘴却不哭，一个人用尿和汗和起泥巴来，很艺术的涂了一身，然后再细细品尝这自制泥巴块的美味。奶奶说，下工时她从地那头小跑过来，往往找不见树下的我，我仰面躺在泥土上睡着，浑身上下都是泥巴，像粘在地上的一坨泥土，只是小肚皮在不停地起伏。
田边总有大坷垃静静地躺着，褐黄的土地泛着金色的温暖，土坷垃的间隙里总是生长着野花和草，像它的花环和长发，我喜爱着我的土地妈妈，躺在上面的时候，那温软和踏实像血液一样游进身体的每一寸地方。
奶奶她们仍然在田地间劳作，我和伙伴们仍然在地头玩耍。不知蚱蜢也是生命，也会疼痛，总是把这飞来的朋友抓住，捏住两条细腿，让它们不停地磕头求饶，终于磕不动了，一条腿断在我的手指间，绿色血液粘在手上粘粘的。蚱蜢拖着残缺的身子爬进草丛，一条湿湿的爬痕隐在土里。一群蚂蚁排着队搬家，头上顶着比它们大几倍的白卵。我嫌它们太傻，就用小木棍把大米粒样的娃娃一个个挑下。蚂蚁们失魂落魄，它们寻找孩子的脚步一时纷乱。碰到空手而归的对方，相互碰一下失望的触角，又各自焦急地离去。终于在我的脚边，找见各自的宝贝儿，又欢喜地聚起，不忘排好整齐的队列。一个叫来顺的破小子，捏起小鸡儿就要朝蚂蚁队伍撒尿，被我一把推翻在地上，眼泪和尿水弄湿了他自己。
土地上的孩子，喜欢在土地上劳动是与生俱来的。大人们驾着牲口犁地，小孩就捣腾着小腿散种，有时候双脚陷在深土里拔不出来了，险些把自己种下去。不知什么时候，我们手里多了镰刀，背上多了草筐。我柔弱的小手总是握不牢镰把，刀刃好几次划过草茎砍上自己的手背，有血滴在地面上噗噗作响。听见哭叫声的奶奶跑来，抓一把细土洒在伤口上，慌忙撕下衣襟包裹住。细土变成红泥时，血总能止住，伤口从未化脓发炎。泥土对泥娃来说，总是天然的良药。
总能在田野里找到美味，“香娘娘”、“甜马炮”、“酸不溜”，都是我们爱吃的野果。在低矮的红薯地，一眼看到高挑的“野天星”，紫色的浆果小小的，绿豆粒儿似的缀满枝桠，星星般的数不清。我们一窝蜂地抢去吃，一把把撸着，指缝里滴着紫色汁水，忙塞进嘴里，酸甜在口中弥散。来顺最坏，把野果棵连根拔掉，扛着就跑，像偷了仙桃枝的孙猴子，我们就在后头撵，被红薯秧子纷纷绊倒，成了土娃。油灯下，紫色的嘴唇、紫色的舌头、紫色的双手，像中了毒的我总把奶奶惊得脸色发紫。那天，来顺娘的叫声像是中了毒。当时，我们一群娃儿正在地头啃玉米秆，咔咔地咀嚼秆里的甜味。我啃了半截不啃了，看见一条胖胖的小青虫探出脑袋，我有点恶心。来顺也不吃了，看着我说，他更恶心，我一看，他咬过的地方，一条小虫没了头，剩下的半截身子仍在扭动。正在这时，来顺他娘发出凄厉的叫声。妇女们从红薯地的不同方向朝她跑去，奶奶在田垄里摇摆着奔跑边说：“怕是要生了！眼看该临盆了还让来干活，这个该遭恕弥（惩罚）的秃子！”秃子是生产队的小队长。
来顺扔掉甜秆跑向他娘，我们也跑过去，以为来顺娘得了紧病。西洼离村子很远，真是要紧的病，可能会抬不到村里。奶奶大声让我们走开，妇女们抱来草和红薯秧子垫在顺子娘身下，夕阳在来顺娘的叫声里，洇得天空血红。小娃柔弱的哭叫在田野颤抖，我想起奶奶讲过的故事，又一个土坷拉变成了小娃。回村的路上，我一路细瞅来顺娘的肚子，她一直鼓起的肚皮瘪下了，怀里多了个一路啼哭的娃娃。
那小娃长到两岁时，村人再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一个毒辣的日头把麦地烤的滚烫的日子，抢收麦子的热潮同天气一样热烈。大人们的身影在麦浪里起伏，并不知道，一个小娃的身影像一块泥团滚进了泥坑。来顺的弟弟在地头晒得又渴又饿，他喊了几声娘又喊了几声爹，稚嫩的声音被麦浪打得细碎。他就歪歪扭扭地走到不远的水坑边。那天，奶奶和村人把那小小的埋体（尸体）清洗干净，用白布细细裹了，就在西洼地边挖了一个小小的土坑，我在人群的缝隙里，看见那小小的身子贴在潮湿的泥土上，小脸泥土般焦黄。
来顺的弟弟入土不久，我和来顺他们都进了村里小学。小学校是泥土搭起的五间房，桌凳是泥土砌起的台子，我们伏在泥台子上念书，声音像是从泥坛子发出的，清新而古朴。一个知青老师在我们教室转了一圈，他摇头晃脑说：“泥房子，泥台子，里边坐着泥娃子。”
七年后，我带着一身泥土和泥土的秉性来到小城。又一个七年，我又去了一座更远的城市。我身上的土腥味，即使坐在高楼里仍然浓烈，我讲课时的声音，总带着草根的颜色。
回家的路始终漫长，村庄在我的视线里放大。脚下的尘土荡起又落下，我在尘雾里看见了儿时的伙伴。来顺从田垄里缓缓站起，腰成了一张无法伸展的弯弓，他手扶铁锨的模样像一塑泥像。
阿慧，原名李智慧，回族，经名阿伊莎。1965年10月出生，河南省沈丘县人。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少数民族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周口市作协副秘书长；《大河文学》杂志执行副主编。曾获全国第四届冰心散文奖(单篇)；首届回族文学奖；第二届杜甫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