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坚定守护文明根脉 用心讲好文字故事
——第九届文字发展论坛侧记
与会嘉宾鉴赏中国文字博物馆馆藏文物。高珊珊 摄
□本报记者 李林 杨之甜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从远古时期的刻符到甲骨文、金文，从小篆、隶书再到楷书、草书、行书，汉字的演变彰显了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传承。11月9日至11日，第九届文字发展论坛在甲骨文的发源地——河南安阳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以“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数字技术在文字研究中的应用”为主题，彰显了既注重文字、文明的探源，又具有现代意识的学术精神。大会共有50余位专家参会，其中，30余位专家发表了学术报告，涉及甲骨学、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人工智能以及中外文化比较等多个领域，可谓群英荟萃。
论坛成果丰硕，专家学者揭开千年古文字之谜。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刘钊所作的报告，辨析了《说文解字》中“
”字与从“
”之字的源流，这是对具体文字进行的深入考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伟武作的题为“读清华简《参不韦》零札”的报告，针对清华简第十二辑《参不韦》中的几个重要词汇提出了新的解读意见，为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安徽大学汉字发展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徐在国在“谈新发现的战国陶文”报告中，介绍了近年来新发现的战国陶文的价值和意义，为汉字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
也有专家对考古器物与古文字构形进行了相互参证。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作了题为“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文字书写时代”的发言，介绍了当前关于夏商文字的若干发现，并总结了三点认识：一是商代前期文字进入成熟时代；二是文献记载夏代已有文字，二里头文化发现的象形类、会意类陶器刻划符号已具有文字功能；三是夏代、商代前期文字没有被大量发现的原因推测与文字的载体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资深学科带头人、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作的“说珥琅——殷商玉器名实考之三”报告，指出殷墟时代有用彩色丝绳系挂耳上为饰，或用丝绳系连宝玉石器悬挂于耳为饰的习俗。而彩色丝绳即甲骨文所谓“䋙”，宝玉石耳饰即甲骨文所谓“良”、金文所说“琅”，这些都为汉字探源和器物考证带来了新思路。
还有关于中外文明互鉴交流的探索。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阿列霞作了题为“大事纪年与王名表谱：能否比较中国晚商时期与古埃及早王朝时期的文字材料”的报告，她指出，古埃及古文字材料中有以“某位王在位的时间”为计时或纪时的主要单位的“王年”，和以一年中所发生的某种大事用作此年的专称即所谓“大事纪年”，而商代晚期甲骨刻辞和青铜器铭文中也保留这两种记录方式。把中国早期文字放在古代世界另一种文明的背景中比较，可能得到对中国文字产生发展过程更深入的理解。
论坛新人辈出，冷门的古文字学焕发新活力。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博士李林在其论文中说，殷墟卜辞中单独出现的方国“方”过去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方国，而支撑其论证的依据是董作宾主编的《殷虚文字乙编》中“方方”可以连读。李林依据台湾史语所数位典藏系统公布的清晰彩照，对该版卜辞重新进行了释读，纠正了以往“方方”连读的错误。他通过列举方为“某方”之省的确证，结合“方”与敌对方国的关系，从而考证“方”在殷墟卜辞中不是方国专名，而有可能是某一个具体方国之省，也有可能是具有方位指示的敌方泛称之省，更不排除是几个具体方国之省的可能；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杨熠在《甲骨缀合所见新字形信息及其考释》论文中，介绍了7则新缀合的材料，主要讨论缀合所得的新字、新形，纠正过去误认的字形；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许世和梳理古文字学“省代符”学术史，并对战国秦汉文字中的“省代符”进行了新考。
历经九届积累与沉淀，“文字发展论坛”已成为中国文字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盛会，该平台不仅深化了汉字与中华文明的研究，也为公众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窗口。如今，古文字学文化已逐渐成为大众了解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中国文字博物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宁红亮表示，他们将继续致力于荟萃和展现古文字的魅力，坚定守护文明根脉，用心讲好文字故事，将“文字发展论坛”打造成为国内具有权威性、学术性和高端性的学术交流平台，不断促进文字文化的纵向发展及研究成果的推广普及，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有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