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本报记者 张体义 胡春娜
第十五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黄河文明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11月18日—19日在河南大学召开。围绕“黄河文明与国家治理”这个主题，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会议。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进行学术总结，并于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文明起源在聚落形态上经历三个阶段
文明起源是全世界学界关注的课题，国内外学者提出了不少的观点和评判标准。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王震中开始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来研究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提出并论证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路径与模式。
王震中说，关于文明起源研究，国内外较为流行的观点是用三要素——文字、铜器和城市来探讨文明的起源。他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谈到，所谓“三要素”有很大局限性，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也就是说，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各古代文明所处的生态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不同，其文明到来时的现象也不尽一致，导致各地文明社会演进格局的多样性。因此他提出把“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相结合来研究文明的起源”，这样就把考古学、历史学与人类学三者结合了起来。
通过聚落形态的演进分析，王震中认为，我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经历了“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初步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都邑国家形态”的演进路径，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这一理论对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的过程和路径做了概括。而对于进入文明社会之后，王震中提出了“邦国—王国（三代王朝国家）—帝国”说。
王震中通过研究认为，夏代之前龙山时代的国家是单一制邦国，属于早期国家；夏商周三代属于多元一体的、以王国为“国上之国”的复合制国家体系，是发展了的国家；秦汉以后的国家属于更加成熟了的国家，是一种郡县制下中央集权的结构稳定的国家形态，是帝制的帝国体系。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过程中，中原文明起到了什么作用？
王震中说，文明和国家起源在聚落形态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由大体平等的聚落发展为含有阶等和社会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这样一个演化路径既是中原的，也是全国性的。由于中原的材料非常丰富、特别典型，所以中原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路径。夏商周由多元走向一体是以中原王都为中心而形成的。如夏代二里头、商代殷墟、西周洛邑等。在这个阶段，华夏民族已经形成。从秦汉到唐宋，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王都都建在中原。一个民族总是有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就华夏民族而言，共同的地域就是中原王朝的国土。概括起来可以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夏商周是“复合制国家结构”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夏商周三代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夏商周的国家形态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王震中把夏商周三代称之为“复合制国家结构”，主要是针对两种传统观点而言的。一种观点认为夏商周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三代诸侯国就像后来的秦汉帝国的郡县。一种观点认为王朝是由许多平等的方国组成的联盟。这两种观点都有其局限性。如果说它是平等的方国联盟，但是王室有超越于诸侯国之上的权力，可以支配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如果说它和秦汉帝国类似，夏商周的诸侯国却是世袭的，拥有很大的自主权。秦汉以后的郡县制与先秦时期的采邑、分封制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是世袭的，前者中的各级官吏都是皇帝和中央直接任免的。夏商周王朝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他借用复合函数的概念，提出“复合制国家结构”说，王朝里面既有位于中心的王室，又存在着无数的诸侯邦国，王室代表的是国上之国，诸侯邦国是国中之国，国中有国，共同构成王朝国家的逻辑。
王震中进一步分析说，所谓“复合制国家结构”，就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都是由位于中央的王国和其周边的诸侯邦国两大部分组成，二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王为“天下共主”，诸侯邦国接受王的调遣和支配；整个王朝是一体的，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王邦与各个诸侯邦国又是多元的。这种结构得到了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尚书》《春秋》等材料的印证。
夏代可能是有文字系统的
河南，地处“天下之中”，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核心区。一个个重大考古发现讲述中国历史上奠定华夏文明、逐鹿中原的恢宏历史。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王震中在夏商周历史研究方面成果卓著。十一卷本《商代史》中有王震中的《商代都邑》和《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两卷著作。这两部著作也发挥了他把历史学与考古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学科交叉优势，详尽搜集了考古发掘资料，而又把它们与历史文献和甲骨文资料相结合。
王震中说，夏、商、周三代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因素，华夏文明也是在这个时代形成的。在夏、商、周由多元走向一体过程中，河南是作为重心和中心而存在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朝后期的王都，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是商代前期的王都，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王都。西周时期，洛阳一带被称为“中国”，洛阳的成周是西周的东都。夏商周考古在河南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发现了殷墟宫殿宗庙区、王陵，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尤其是中国最早成科学体系的甲骨文意义重大。
夏商周考古，尤其是夏代考古，有没有文字是很多人关注的焦点，殷墟、郑州商城发现了甲骨文，在此之前的夏代会有文字吗？
王震中说，甲骨文、金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成系统的最早的文字，主要是因为甲骨文的材料和金文材料在北方埋下去以后还能保存，但是它不属于日常的书写材料，日常的书写材料应该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竹简、木牍在北方埋藏环境下面根本就保存不了几千年，现在发掘出来都是灰，所以现在发现不了比甲骨文更早、成系统地写在竹简、木牍上的文字。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夏代可能是有文字系统的，只是埋藏条件造成它难以保存至今。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在甲骨卜辞之外商代是有文献的，因为流传不易等原因，造成我们如今看到的夏商周文献大多数是春秋战国之后编撰的。其可信度时常受到后人的质疑。
王震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古代文献的态度，大概有信古、疑古与释古几种。目前经常用到的“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的概念，有时有用，有时又略感有缺陷，由此他转向使用“整合”这一概念，即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科技考古等加以整合。多种学科的整合，并非拼盘式的综合或凑合，它应该是围绕某一课题或问题，以某一学科为主去整合相关学科，“整合”要为创造性思考服务，多学科要体现多个思维向度，共同构建和描绘出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路线图”
在第十五届“黄河学”高层论坛暨黄河文明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上，王震中作了题为“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国家形态结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关系”的主旨报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和“一体多元（源）”的发展历程做了深入阐释，认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形成的发展过程来看，“炎黄—华夏—中华”是其阶段鲜明的历史轨迹。
王震中说，在国家与文明起源和发展过程中，伴随而来的是古代民族的形成。几年前，他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认为华夏民族形成于夏代，最初属于“自在民族”，到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已发展为“自觉民族”，当时人们用“华夏”“诸夏”“夏”“华”等来特意强调华夏族与其他族的区别以及华夏族的一体性时，不仅表明华夏民族已经形成，而且还表现出华夏民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上的自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但他认为，著名学者费孝通提出的“自在民族”“自觉民族”的概念及其从“自在民族”到“自觉民族”的发展过程是科学的。我国到了秦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就已经开始形成，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则是“自觉民族”的中华民族。
王震中说，一个民族往往拥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相通的经济。华夏民族形成于夏代，因为从夏代起，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结构是多元一体的复合制，复合制既是多元一体的国家结构，也构成了由不同部族逐渐融合而成的华夏民族。如果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从秦汉开始形成的，那么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则是汉族和中华民族的前身。从先秦到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呈现出“炎黄—华夏—中华”这样的演进轨迹。
王震中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演进轨迹中，每个阶段的民族共同体的类型都有相对应的国家形态结构：与“炎黄族团”相对应的是五帝时代的单一制的部族国家；与“华夏民族”相对应的是夏商周三代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的王朝国家结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对应的是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国家形态结构。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伴随着一元化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结构而诞生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结构造就了中华民族。
阐释活化让观众感受到快乐
近年来，文化旅游兴起，沉浸式体验火热，考古研学受到追捧。如何做好文物发掘保护、研究阐释、展示利用，全景式展现中原厚重的历史文化，让更多人在行走河南中读懂中国？如何深入挖掘文字承载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把殷墟甲骨文打造成为中华文化新地标、中原文旅新名片？
王震中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活化利用甲骨文方面，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和安阳市合作，做了不少工作。在安阳，甲骨文进了中学、小学的校园，命名了一批甲骨文特色学校。甲骨文进校园是有好处的，前提是不能给学生增加负担，要让孩子接触甲骨文并将之变成一种兴趣、体验一种快乐。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甲骨文的保护传承要与大数据、云计算联系起来，利用互联网建设甲骨文数据库，免费对社会开放，给研究者提供查找资料的便利，吸引更多的社会人群关注甲骨文，感受中国文字的魅力。目前出版了不少的甲骨文字典，一些字典只是收录文字，没有解释，重复劳动。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强调字与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文字的历史背景，值得借鉴。借助新兴科学、多学科融合，是今后甲骨文、商代历史研究的方向。
博物馆免费开放、考古遗址公园纷纷挂牌，河南文旅文创融合战略逐步实施，打造“听得见、看得着、可触摸”的文明之旅，作为历史学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王震中说，把地下挖出来的遗迹进行活化利用，发展文化旅游，这是很好的事情。考古遗址的开发利用需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让观众看什么，能不能看得懂，能不能吸引人。想吸引人就要进行场景复原、开发沉浸式体验，但是这些开发利用要考虑文物本体的保护，有利于今后的发掘研究。殷墟做得比较好，一些遗迹在原址保护展示，一些遗迹用绿植进行标识，有详细的文字说明，观众能看明白，如果在说明牌上增加视频资料，效果会更好。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河南在黄河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王震中建议，要抓住建设国家黄河文化公园的良机，高标准建设，让黄河文化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在采访中，记者向王震中介绍了河南省启动实施河南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工作的情况，并请他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
王震中说，这样大规模的研究课题不是哪一个高校或单位能承担得了的。河南以前做过《中原文化大典》，那时候的一些做法可以提供参考和借鉴。在这些课题之外，河南还应该重点关注一些既是国家层面的又是河南优势的传统文化重大课题，比如说“黄河学”“炎黄学”“中原学”等，动员全国力量，多学科融合，集体攻关，争取取得重大突破。
采访最后，王震中强调，不论是考古发现、传统文化研究，还是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我们始终处在不断追求之中。
人物简介
图为河南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李思豫 摄
王震中，1957年生，陕西省三原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国家一级研究员（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震中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文130余篇，出版著作有《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商代都邑》《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中国大通史·史前卷》（第一卷）等10余部，多项成果获得国家级奖励，在国内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研究范式，有许多理论和方法已成为主流性的学术趋势。
专家观点
文明起源“三要素”（文字、铜器、城市）具有很大局限性，很难适应世界各地文明起源的多样性和区域性。
中原文明和国家起源路径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路径。夏商周由多元走向一体是以中原王都为中心而形成的。
从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形成的发展过程来看，“炎黄—华夏—中华”是其阶段鲜明的历史轨迹。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伴随着一元化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结构而诞生的，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结构造就了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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